毕赣。李细华 摄
去年，一部对白是贵州话的电影《路边野餐》开始接连获得洛迦诺电影节最佳新导演、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等奖项，有不少人评价该片“像塔可夫斯基和侯孝贤的电影”，1989年出生的青年导演毕赣和其作品一直在影迷圈中发酵，业内更是纷纷称赞他才华横溢。
影片以勾连过去、当下与未来的三段式结构，讲述了诗人陈升在寻找侄子卫卫的途中，与他逝去的爱人在神秘时空重逢的故事。借着诗一般的电影语言和美学呈现，毕赣将自己的家乡贵州凯里呈现在银幕上。
该片将于7月15日在全国上映。近日，毕赣带着这部传说中的《路边野餐》来广州做了小规模展映，展映后，毕赣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南方日报：你电影的主题都是家乡凯里，为何会偏爱这种“城乡结合部”场景？又为何会用一个42分钟的长镜头去表现？
毕赣：我名字里面就有江西的简称，这是我爷爷的“乡愁”。现代的“乡愁”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它是时间、记忆的“乡愁”。其实，对于我而言，没有刻意想要通过电影去体现时代的变化，而是想要用一种最写实的方式去抵达最梦幻的效果。
那个长镜头讲述的是男主角陈升一路从凯里到荡麦以及到了荡麦后和当地村民各种相遇的故事，一共就拍了3次，每次拍的时间是60分钟，但最终用到电影中的还是第一次拍的镜头，它虽然有瑕疵，但更纯粹。虽然拍摄很繁琐，摄影师、录音师之间要协调处理，演员之间调度等工程庞大到不可想象，而且当时还没钱。但我就想展现出一种模糊真实和虚无的“边界”效果。
南方日报：很多人评价《路边野餐》时说有侯孝贤的影子，甚至还有些像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
毕赣：塔可夫斯基和侯孝贤是我最喜欢的两位导演，不知不觉在拍摄上或许和他们也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很多伟大的导演都会影响到我，我写剧本不会想到他们，但他们会影响我电影的词汇、语言。比如侯孝贤的电影里有很多火车，我的片子也有很多火车，所以拍的时候会不自觉变成那样。《潜行者》算是我电影艺术的启蒙，它让我第一次看电影产生了触动：原来电影可以拍自己想拍的，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南方日报：你的团队非常年轻，连挑选的演员都是完全没有表演经验的，你是怎么训练他们的，能给青年导演们一些建议吗？
毕赣：没错，团队成员几乎都是“90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觉得历史就是要由年轻人去改变的。一开始，影片也遇到了资金问题。当时，我只拿到几万块就开拍了，机器都是靠借的，剧组解散了就自己和两三人去补拍。但我觉得这并不是特别重要，光剧本就打磨了3年，我也能忍受简陋的拍摄条件和漫长的制作周期。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导演的基本功和独立性，如果非要给创作者建议的话，我希望他们打好基本功。
跟村民沟通的确花了蛮长的时间，如今这个年代他们是不会抗拒镜头了，但如果你希望他们别那么麻木的话，就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沟通。
南方日报：成名后拍片会更容易吗？
毕赣：对我而言，其实奖项荣誉只是自我判断里面很小的一部分，我清楚《路边野餐》的动人之处，这种“清楚”大于了荣誉。如果说这几年我最大的进步，还是状态越来越自如。成名后，关注度也会更高，好评的同时争议也同时存在，这一点我很习惯。中国电影市场不缺钱，有奖项有分量确实会关注你一些。这证明中国电影市场还是原始的，它的发展需要时间。
接下来我会拍一部叫《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个关于乡野侦探的电影，投资是1000万元。但我不会去选择拍商业片，就算给我一亿元投资，也不知道怎么花，同样，如果有明星过来一开口就要几千万元，我也不可能给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