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热点:古人防疫也需“隔离”和“戴口罩”

2020-02-23 10:07:00    所在频道:  活动频道    来源: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
  庚子年春节,对于每一位中国人而言,都过得极其难忘,非常特别,新冠肺炎肆虐武汉,向全国蔓延,多地启动“一级响应”,联防联控、城防村控,各户闭门谢客,大家裹足不出。“隔离”也成为2020年最热的词语之一。
 
  翻看史册,浩浩荡荡人类文明之进程,可谓波澜壮阔,从爬行到直立,从新旧石器到青铜,从蛮荒走向文明,历经千万年发展至今。据人类有记载开始,每一次面对重大的突发疫情,都不得不采用最原始、最古老的方法,那就是“隔离”,除外再无别的更好的办法。在古代,对“隔离”也有“离间”之称,所采用的“隔离”,多以收容式为主,譬如在寺庙里,或是在空旷之地架设临时棚舍,开设“隔离所”,古称之为“疠人坊”,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如果疫情严重,官方多会采用强制性隔离,譬如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派出兵丁镇守,不让人员随意流动,以防疫情进一步扩散,这也成为古今完全之策。
 
  《汉书·平帝纪》有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面对疫情发生,官方会专门腾出空余之房舍来隔离患者,同时会向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有载,疫情发生,百姓若发现身边人有染疫之迹象,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一时间向官府报告,患者一旦被官方确诊后,会被强制隔离,关进特殊的地方,称之为“疠迁所”,以便切断“疠”病的传染源,这里所谓的“疠”,就是指瘟疫,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记载:“厉大至,民善暴死。”等等。盛唐时期,国力强盛,疫情出现后,长安城内医疗慈善机构甚多,官办有“养疾坊”、民办有“病坊”,寺院办有“悲田坊”或是“福田院”,这些都是专门医治或隔离病人的场所。到南宋时期,官方陆续在各地建立有“安济坊”,疫情发生,视病情轻重,做隔离防染,而且医者还需要做病情记录。明清时期,麻疯病肆虐,在南方多地,陆续建立有麻疯病院,收容的麻疯病人,还可在“隔离区”内,结婚生子,自由生活。
 
  当然,在每一次大疫过程中,隔离并不是都能顺利推行,几乎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非议或抵触,也属正常。譬如晋时就有记载,有朝臣家染上瘟疫,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这种看似十分有效的隔离方法却遭到当时人之讥讽,被认为是“不仁”。其实,人类的发展史,也是同各种疾病的斗争史,典籍中关于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更久远且不说,由邓拓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就根据各种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统计方法,第一次全面探讨了历代发生的疫灾数,根据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比如金朝开兴元年,也就是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再如《北京灾害史》有记载,明代的北京地区发生瘟疫计有12个年份,清代发生瘟疫计有17个年份,当时的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据抱阳生所编的《甲申朝事小计》有记载:“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当然,若是放眼全球,更为可怕,如霍乱、黑死病、斑疹伤寒等,都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十分惨重的影响。
 
  其实,病毒真正进入人类的视野时间还很短暂,实际上病毒和人类始终共同拥有着这个星球,它远比人类存在的时间还要久远得多。有资料显示,地球上生命的诞生大约从30亿年前开始的,病毒就是最原始生命体的前身,人类的祖先约在200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如果算病毒有2000岁的话,人类则1岁还不到。看到一则消息说,据科学家计算,在每升海水当中,含有1000亿个病毒体;在地球的所有海洋里,大约存在着10的31次幂个病毒体,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是海洋里所有鱼、虾及其他海洋生物数量加到一起的15倍,这些病毒的总重量相当于7500万头蓝鲸,如果把这些病毒排成一排,长度会是4200万光年,比整个银河系还要长得多。科学家是如何测算出这个数据的,我不得而知,总之可以说明病毒在地球上可谓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其实,在地球这个大家园中,人类总是以“万物之灵”而自居,盲目地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但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身在其中而受益其中。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有时是很脆弱的。人类可以发明最先进的武器,用所谓的智慧,对野生动物进行大量捕猎、杀戮,或烹食,或穿在身上、踩在脚下,但随着一些未知病毒的“闯进”,就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完全陌生且诡异的“小家伙”们,足可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康德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令我们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一次次惨重的教训,应该让我们警醒,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关爱一切生灵,实际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的世界,也是千千万万其他生物的家园。(来源:光明日报)
 
        古人防疫也“隔离”“戴口罩”
 
        看到社区印发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宣传单和微信朋友圈转发的小知识,顿感老祖先防控流行性传染病的隔离、戴口罩、管理个人卫生等方法科学又奇妙。
 
        历史典籍中,有关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皆称为疫、疾疫、疠等,一般统称为疫。
 
        史上流行性传染病最早发生在东周。先秦典籍《春秋公羊传·庄公卷八》载: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天,齐国发生大灾。“大灾者何?大痔也。”就是全国性流行的传染病。
 
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周代到清朝共发生疫灾238次,疫情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发生于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的汴京大疫,50天时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
 
        面对流行性传染病,古人怎样防控?
 
        商周时期奉行的先鬼后礼制度一直影响到秦汉初期。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续汉书志·第五·礼仪志》中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祖先们认识流行性传染病的能力不断提升,防疫措施逐渐科学化。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就认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接着提出防止传染需要避其毒气,即避免与患者接触。
 
        于是,严格的隔离观察治疗应运而生。《汉书·平帝记》载:“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就是说,西汉末王莽掌权时就创建了中国史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
 
        魏晋南北朝,防控流行性传染病的“隔离”成为制度。
 
        《晋书·王彪之传》谓:“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流行性传染病患者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宋至清,阻止疫情传播的隔离措施更加冷酷,即便父子也不能接触。
 
        南宋初曾任中书舍人的朱翌在笔记小说《猗觉寮杂记》中说:“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亲皆绝迹,不敢问疾,恐相染也。”
 
        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史料笔记《癸巳存稿》载,为防止天花传播危及皇室,清初设有查痘章京 一职,查得天花病人即令其迁出四、五十里以外。顺治皇帝患天花而死,为确保年幼的康熙不被感染,太皇太后命保姆护视康熙于紫禁城外,不得进宫探望父皇……
 
        除采取隔离措施外,古人也加强个人卫生管理。唐代《千金要方》有常习不唾地之说,李时珍《本草纲目》有“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之方,说明古人注重保持不随地吐痰和消毒防控等良好习惯。
 
        预防传染病戴口罩的历史相对晚一些,《马可·波罗行记》中“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的记载,表明中国人元代便有使用口罩的习惯。在信息闭塞、医药匮乏的古代,隔离、戴口罩、勤洗澡、洗手、换衣等措施,对预防和阻止传染病发生、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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